《教育规划纲要》明确提出“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”的方针，提出“树立人人成才观念，面向全体学生，促进学生成长成才。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，尊重个人选择，鼓励个性发展，不拘一格培养人才；”“注重因材施教。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，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。”突出个性发展，是我国教育指导思想的重大进步。

　　“德智体美全面发展”是建国以来我国教育方针的基本表达。然而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，教育理论界都对这一方针进行过讨论和反思，意识到其存在的问题。将这样一个人的发展的最高理想、终极目标作为指导学校日常工作的方针，它很容易走偏为要求学生门门优秀的“平均发展”，进而演变为对学生“求全责备”，忽视学生个性和兴趣的“平庸发展”，存在忽视因材施教的明显缺陷。对于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优秀的创造性人才的“钱学森之问”，这是否是教育内在的一个重要原因？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人才培养，我们可以说受到政治挂帅、政治运动的影响和伤害；但是，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进入大学的一代，也已整体到达了退休年龄，仍然缺乏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，不是可以令人反思的吗？显而易见，源自苏联模式的这种整齐划一、平均主义、无视个性的教学要求，可以培养出大批合乎规格的有用之才，却难以造就出真正出类拔萃的优异人才。

　　也许，我们需要恢复常识，尊重常识。古往今来，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，无不是个性突出，在某一方面有强烈的兴趣和优异的发展，而且往往是“偏科”的。用英语或奥数标准不可能选拔奥运冠军；同样，用求全责备、门门高分的标准，也难以造就人文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的优秀人才。钱钟书、梁漱溟、吴晗这样数学不及格的文科天才，其实具有很大的普遍性；由于对全面发展方针的教条主义态度，使我们至今未能遵循常识去改变我们的评价和选拔标准。

　　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，这一情况并未改变，甚至还在恶化。近年来日益严酷的应试教育，对分数的片面追求，高度功利主义的导向，使教育进一步背离了人性、个性和创造性的发展。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：无论在艺术界还是科技界，许多少年时获得国际大奖的“神童”在长大后“消失”了，而当年与他们同台竞技的国外少年有的已经成为大师。因为我们的许多“神童”和“高考状元”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个性和兴趣，只是在家长、学校的“裹胁”下把竞赛、获奖作为考试加分的敲门砖，一旦自己能够选择时就放弃了操练多年的技艺，转向金融贸易等学科。更多的学生在高中毕业、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时，仍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和兴趣，没有梦想，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想做什么、能做什么的“空心人”，于是只能随波逐流，追逐世俗的功利，考公务员等等。这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失败，也是一种最大的教育浪费。